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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为人民服务”的误导性

发布时间:2019-06-11


“为人民服务”的误导性

“为人民服务”的误导性    首先,我们先定性一下“服务”的本意:什么是“服”?《说文》“服,用也。

一曰车右騑,所以舟旋。 从舟....”用在车上是辕马右边的马;用在船上是围绕(旋)在船体周边的东西,都是非主要的“从属”的意思。 引申的词“衣服”,也是从属于身体的附属物,可穿可脱,许多时候可有可无。

现代常用词,比如说服从、顺服、服侍、驯服、征服等,是行为从属于主体,含有勉强与胁迫。

信服、佩服等,是意识从属于主体,只是沒有勉強与胁迫罢了。

那么“服务”的意思,可视为从事非主要的附带的事务。 总之一句话:服务,不是事物的“宗旨”,对毎个人来说可以为,可以不为。

那么什么是事物的宗旨呢?是“义务”,是必须去履行的义务!  大家知道,“为人民服务”,是毛为纪念一位普通战士撰写的悼文,在半个多世纪的岁月里,作为共产党人执政理念,文革时曾为全国人民的左右铭,一度起着非常积极的宣传效果。 “当官的”出现了焦裕禄、孔繁森那样一批鞠躬尽瘁者,“为民的”也有“雷锋式的好榜样”。

这里有两个时间点:  一是毛泽东撰文时,共产党还是在野党,对人民说为其“服务”是可以的。 为什么呢?因为在野党手中沒有政治资源与社会资源,人民纳的税,也沒用来养你,你与纳税人是自然人与自然组织(党派)的关系,二者无必然的利益关系,可以相互服务,也可相互不服务。   二是以政令施政时。

以政令施政,说穿了就是“人治”,领导一句话,或一纸文件,叫你干啥你就得去干,当然包括领导去叫你“为人民服务”,也包括人民去为领导、为社会服务。

虽然这种“服务”不是出于自愿,带有強制性,但是在“人治”的大环境下,还行得通。

所以世界上的国家,没有哪个政府、哪个执政党以“为人民服务”作为执政口号的。

  我们说误导,并不是指平民百姓,因为对平民百姓而言,法律没有规定他有“为人民服务”的义务。 在普通人眼里,“服务”不是义务,有可为,可不为之意。   我们说误导,是指执政党。 人民纳税不仅养活了他,而且人民还把大量的社会资源委托他管理与监督,他与人民之间,形成了相互依存的义务。 我们说相互依存,是因为如果沒有人民,执政党不仅沒人供养,而且国家也不存在,而无“政”可执。 人民沒有国家机器的保护与管理,人民也安泰不了,社会就会紊乱而狼藉不堪。

如果执政党正常的运行国家机器,维护好社会的安宁,管理好人民委托给他的财富,解决好人民的生、老、病、死,称之为无足轻重的“服务”,而不认为是天经地义的“义务”,就像儿子给老子做点事,称作为老子服务一样的荒唐、一样的错位!  由于“服务”不是考核官员的硬指标,机关里也就养就了一批鼫鼠与贪官。

何谓鼫鼠?无一技之长而饱食终日者。

不是吗?“事不关己,高高挂起”者有之,一杯茶一张报纸打发者有之,网上聊天、玩游戏者有之,专职开会、一开会就睡者有之….。 “服务”为何养就了贪官?在某些官员眼里,为民服务、为民办事,是民求于我,我不能白干。

市场经济就是等价交易,我吃你的、拿你的、分红你的,是我“服务”所得,“服务”应该的报酬,我心安理得,这就是“服务”的误导!  现在人们感叹:见义勇为者少了,雷锋少了,见死不救则屡见不鲜,人的道德在泯灭,社会伦理在崩溃。 其原因除了信仰、教育等上层建筑的缺失以外,在基础运行上,就是我们对政府官员太强调“服务”也是原因之一。 对人民应该强调“义务”,必须达标的义务!以为民的义务问责,以为民的义务立法,就不会上行下效使社会冷漠了。 如果这样,官场上鼫鼠就会少了,不会出现或少出现类似三明市淹死28名孩子,当地官员也未发现“为人民服务”的遗撼;也不会出现像武汉,因民间反扒者见义勇为不当而入狱,形成寒蝉效应而“见死不救”了;更不会有瓮安、利川、新塘等群体事件,而使“和谐”大打折扣了。     《易.系辞》:“通其变,使民不倦;神而化之,使民宜之。

”此为治国之道,也为治理于民之理。 其意是说,政策(政治口号)要与时俱进地变化,百姓才不会感到厌倦;神奇入化地创新,才适宜不断变化的民众需求,并接受它。

几十年啃一个发腐的鸡肋,国內无人矣。

  执政党,为人民造福,应是天经地义的义务!《易》曰“圣人感人心,而天下和平”,如果我们的地方官员,以义务、责任做好每件于民的工作,会感化天下百姓,百姓会效仿服务于人民,服务于社会,就形成一个和平康泰的社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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